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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科学文明的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其丰富。有宫殿、寺庙、石窟、遗址等，馆藏文物方面有金属器物，陶器，瓷器、漆器、木器、石器、玉器、纺织品、纸质文物等。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和结晶，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这些年代久远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如,金属文物锈蚀、陶器、瓷器破碎，石雕残崩，木器和竹器干裂、皱缩，出土的纺织品、纸张文物腐朽，所有这些历史文物都要进行抢救和修复才能长期地保存下去。

　　明代仿制也不如宋代，民间作坊主要在江南，仿器多按宋代编者的《考古图》仿制，并仿制一些汉代规矩铜镜和唐代的海兽葡萄镜等器，制工粗糙。但明代宣德年间所铸的仿古炉，又称宣德炉，它的式样颇多，非常精美，独具一格，并且以嘉兴张鸣岐等人仿制的古代铜炉知名一时。到清代更是百花齐放，几乎所有古代文物都有仿制，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专业仿古高手，如北京的范寿轩、赵允中、王尽臣、李玉彬、李坟堂、胡迁贞、潘承霖、王海等，济南的胡麻子、胡世昌，并逐渐形成了四大派别，古董商称其为：北京派、苏州派、潍坊派、西安派。

　　另一方面，因为传统文物修复是一个耗时而回报很低的工种修一件文物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却看不到明显的经济回报，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也不占便宜。莫鹏说，当年和他一批进入故宫学习的那些人中，现在已经没几个还在从事这个行当。至于广东省博物馆，最多的时候曾经有8位专门从事传统文物修复的人员，如今“只剩下半个”这说的是他自己，他的另外“一半”还要负责副馆长的许多职务工作。

　　广州市文物总店总经理曾波强说，除了某些特定的种类如青铜器等，广东目前高水平的修复人才非常少，特别是在陶瓷等方面，“我们需要修补东西都会拿到香港去修”。香港有一些修补师傅技术极为高超，“修完之后真的是不留痕迹”。曾波强认为，这与其所获经济回报直接相关。他们修一件文物，收费常常在数千元以上，而且很多还是根据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如果是高等级文物，收费数万元也不是稀奇事。这种稳定的收入就催生了一批专家型的修复人才，也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有保障的专业市场。而在广东地区，文物修复尚缺乏明确的规则可循，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很多人因为前景不明而不愿贴上时间精力去做这一行。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仅仅成立修复学院就能够很好解决的。

　　在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体制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均设有培训体制完备、学科建设合理、学制长短期结合、学科构架合理的保护修复学院。除在众多大学中设立文物保护学院，采取学历学制灵活、专业设备完善、涉及二三十个方向的学历教育外，还专门设立有从中央修复学院到地方修复学院多个级别的专门教育培训机构。修复学校大多由国家投入经费进行人员培养，同时兼具文物修复技术传承、创新、行业标准制定、评估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