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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宫廷有没有“蒙古性”，这在西方汉学界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以鲁大维为代表的学者，就有“成吉思汗叙事”的概念，探讨明代早期皇权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下回应蒙古帝国的政治遗产。而作者郑德长对此问题，更愿意将明朝置于“后蒙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语境中，挑战传统以“朝贡体系”或“华夏中心”为主导的历史叙事。他并未止步于引介西方理论，而是在比较中提出独立见解，指出明朝对蒙古遗产实为“消解”而非“拥抱”，近乎今天网络中的“学你、像你，就是为了打败你”。

　　曾经广东网红餐馆被政府追缴巨额的税收罚款，引来潮州等地的“闭店潮”，这使得税收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事实上，政府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它的本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但美国的税收改革有悖于这一共识，长期以减税为改革目标。由此引发了两个困惑：一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启动大规模的减税改革？二是为什么美国的减税政治能得以长期存续？本文从研究美国税收改革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入手，追溯美国减税革命的起源及得以持续的根本推动力，或对当下的税收现代化改革有一些启示。

　　自从一九六三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出版，关于阿伦特“平庸之恶”的争议就从未停止。与质疑艾希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伦特有没有被他愚弄相比，作者更愿意深入阿伦特的个体经验和思想特质，探寻她想借助这个概念真正要表达什么。就像她在该书后记和一九六七年发表的回应文章《真理与政治》中所指向的那样：在极端的政治境况下，依循良知而生活是否仍有可能？因此，与其说阿伦特是要追寻一个真相，不如说她在逼迫独立个体去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所在。

　　与女权主义在家庭内部推动照护的男女平等责任不同，美国学者法曼以《自治的神话：依赖理论》戳破了美国建国神话中有关独立自主的迷思，论证了生育照料不仅是一种个体的选择，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此后她进入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脆弱主体”理论：一个人不仅是一个自由自治的主体，也是一个脆弱的主体，脆弱贯穿于从婴儿到老年及各段生命历程中。从脆弱性出发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去除了“依赖”的污名，超越了身份政治，为更普遍的个体获得国家和社会的照护提供了保障。

　　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经济活动中“她力量”的崛起是自十九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显性大事件。相比于以往任何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女性所能触及的学业、事业、家庭地位的天花板都愈升愈高。然而，爱波斯坦档案的曝光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号称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女性权益的维护仍然任重道远。“她力量”的崛起和受限都同时受到经济和非经济两类因素的影响，而非经济因素则表现为女性仍然受困于文化传统与自我异化。在未来，“她力量”的全面崛起必然意味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愿望的实现：男女携手推动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既取决于经济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的革新。

　　文章从潭柘寺一块拜砖、一座孤塔出发，抽丝剥茧般还原了“忽必烈之女妙严公主”这一传说究竟从何而来，以及它在明代万历年间的生成现场。文章逐步推进，梳理明代文献中“妙严公主”传说的出现与流变，再重点分析万历年间紫柏禅师与慈圣太后如何基于各自需求，共同塑造并推广了这一故事，最后追溯“妙严”名号可能的历史渊源。文章不仅考辨传说的真伪，更致力于揭示传说背后的生成机制，生动呈现了明代后期佛教与宫廷政治互相利用的具体场景，或能使我们能透过一个传说，探察出更广阔的历史图景。

　　作为亚得里亚海北端的海港城市，的里雅斯特既是日耳曼、斯拉夫和拉丁文化的混居之地，也是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交界之处。在文学家的笔下，这里鱼龙混杂，各色人物齐聚一堂，文化互不排斥，而是在碰撞中生成新的、更有活力的形态，体现了一种强劲的边界的韧性。但20世纪的战争与意识形态之争，撕裂了这种韧性本身。城市沦为僵硬的壁垒时，带来的只有创伤和撕裂。柏琳用她的文化行走，重新寻找这座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修复边界韧性的从来不是政治，而是生活本身。”

　　进入AI时代之后，技术乐观主义者一方面拼命发展机器智能，另一方面则努力提高人自身的能力，人类增强计划被其推崇者们视为一种“更好”，例如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就力图让全人类与AI集成，通过增强计划让人类在面对技术发展奇点时，仍能保持竞争力。作者注意到，德国哲学家迈克尔·豪斯凯勒早在十几年前就对形形的人类增强计划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正如本文所评论的，增强计划的本质是人类试图对一切加以掌控，“我命由我不由天”。但其实“认识你自己”，感恩被赐予的一切，才真正通往人类幸福的归宿。